祖国医学理论有文字记载已经近三千年的历史，据考古文献证实祖国医学的应用可以追溯至五千年以上。幽幽漫长的历史沿革，祖国医学理论的传承也受到不同历史阶段的影响。如何正确地理解和应用这些瑰宝。是现代中医人士的重要课题。拟古而不拘古，运用临床实践和科学手段还祖国医学理论的原貌，是石学敏教授一贯秉承的宗旨。

　　“辨证论治”是祖国医药学宝库中的精华，是个体化医疗的典范，临床实践中亦收到突出的治疗效果。但是，近代中医(或称现代中医)对祖国医学中“辨证论治”的理解有所偏移，具体体现在求同不足，存异过度。

　　近代中医从教学到临床均过度重视疾病的个性化病机，而忽视或轻视了共性化病机的一面。造成了一证多法；一证多方，使得临床重复性受到一定的限制。其虽然亦能收到理想的疗效，但是其传承模式仍然以师传为主。临床研究、病例总结要得出结论则使样本量倍增，常因方案的过度变化，难被自然科学所认同。

　　实际上祖国医学理论是建立在朴素的哲学思想上，对事物认识的“两分法”是哲学思想最基本的要素。所以，中医诊疗技术既应该具备个性化病机；更应该重视共性化病机或称之为总病机、关键病机，以化繁就简。比如：呕吐是中医的一个病证，虽然确有寒、热、虚、实、痰、食等多种原因，可以分为多种证型。但是其根本的病机(总病机、关键病机)是胃失和降，胃肠以降为顺，逆转则吐。所以和胃降逆应该是治疗的总法、主则，应该对任何证型的呕吐都能有效。通过辨证分型对主法、主方进行加减、化裁，才能体现祖国医学的整体诊疗观。其他病证也应如此，这才是传统医学诊疗观的基本概念。

　　石学敏教授创建的醒脑开窍针刺法就是抓主要病机，设主法，拟主方的典范。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中病机十九条记载：“帝曰：愿闻病机何如？岐伯曰：诸风掉眩，皆属于肝；诸寒收引，皆属于肾；……”就是告诫我们分析人体疾病，应归纳、总结，抓住主要矛盾，求同存异，总体把握的要点。

　　祖国医学理论始终贯穿着朴素的哲学思想，“两分法”是其核心理论。阴阳学说是“两分法”的具体范例。藏象学说、经络学说、腧穴学、脉学、中药学、方剂学等等，均充分体现了“两分法”。中医诊疗学也应该如此。仅强调个性，忽视共性；只重视枝节，不注重整体，非中医本色。

　　医圣张仲景，创建的“六经辨证”严谨周密，是后世医家“辨证论治”的典范。以《伤寒·辨太阳病证并治篇》为例记载：“太阳之为病，脉浮，头颈强痛而恶寒。太阳病，发热汗出恶风，脉缓者，名为中风。……太阳病，或已发热，或未发热，必恶寒体痛呕逆，脉阴阳俱紧者，名曰伤寒。”仲景将太阳病简单地分为“中风”和“伤寒”两个病证；制定了辛温解表的主要法则；设立了“桂枝汤”和“麻黄汤”两个主要的方剂。虽然该篇一共有16个处方， 8个治疗“中风”的处方均是在“桂枝汤”基础上加减化裁而来； 8个治疗“伤寒”的处方也均是在“麻黄汤”基础上加减化裁而来。所以，古代医家的《辨证论治》充分地体现了：共性病机和个性病机完美地结合，是“两分法”哲学思想和整体观念的诊疗技术。与近代中医一病多证，一病多法，一病多方观点是不一致的。古代文献对此方面的记载不胜枚举。

　　“辨证论治”是辨病证。找关键病机，拟定主要治则，确立主要治疗方案的过程。应该在辨证分型之前。而且，主法、主方在临床应该具备很好的重复性。再根据患者个体的差异对主方进行加减化裁，是其增效减副(作用)的过程。

　　“辨证论治”是祖国医学的精华及核心。如何准确地理解和运用“辨证论治”，不仅关系到祖国医学的传承与发展，而且直接涉及祖国医学能否尽快进入自然科学的领域，被自然科学所认同。祖国医学是沿革近3000年古代科学，来自于实践，具有完整、独特的理论体系。其临床疗效，有目共睹。在诸多国家、地区将中医治疗列入自然疗法、绿色医疗。现代医学近年来也在应用中药或动植物提取生物药品；减少化学制剂的用量。所以，祖国医学求同存异，探寻普适性辨证理论及治疗法则，提高临床治疗的重复性、规范性，是其进入高端学科的关键。